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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三教合流

儒释道三教相互交融。
南怀谨所说，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
魏晋南北朝，玄学就与佛教相互交流，论争和借用对方的概念和思想方法。
隋唐，天台、华严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都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
宋之后，一方面儒学吸取佛教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理学，另一方面佛教则迎合儒家思想，使佛教思想更加儒化。
不少文人与帝王都附庸风雅地为自己起了法号，而有名的居士也不少。比如金代万松秀行门下的耶律楚材居士，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思想是佛教与儒教共融一炉的成果。
以下这篇文章即是五位喜好佛教的皇帝

一、萧衍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有纵情声色犬马的，有一心励精图治的，有驰骋疆场、喜好武功的，而“以佛化治国”以至到佛寺里舍身为奴的，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为时尚。汤用彤先生总结说；“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以至于梁朝的半壁江山内，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更为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身体力行。据载，梁武帝到了晚年，一天只吃一顿饮，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50岁时，他又断绝房事，远离缤妃。平时，他穿的是极朴素的便服，不喝酒．不听音乐。除非是祭祀宗庙，不举行任何大会、餐宴。梁武帝的所做所为，完全是一个守持佛教戒律的信徒。

梁武帝佛学造诣很深，广交当时的著名有道高僧，这开了帝王的先例。他还主持并亲手编辑并注释佛经，多次亲自登堂讲授佛经，举行法会等等。佛教传入日本、朝鲜，也在这个时期。梁武帝还四次入寺舍身，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对象，一概摒除。最短的一次是四天，第四次最长，有51天，“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这在史料上有记载。

梁武帝多才多艺，擅长诗词歌赋，早年就以名士和才子着称，是个典型的文人皇帝。这种文人性格可能是他如此笃信佛教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急功近利，贸然北伐，最终亡国身死。如同后人对南唐后主李煜的叹息之语：“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梁武帝的悲哀，大概也相似。

二、杨坚：

统一中国，结束乱世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奉佛，是有着深刻的个人背景的。隋文帝从降临人世，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绿。他出生在佛教寺庙里，从小父母就把他寄托给僧尼抚养，主要由一个叫智仙的尼姑照看他，一直在寺庙里生活了13年。以后做了皇帝，他也时常对臣下讲起自己幼年时代的这段佛门生活，毫不避讳。暗文帝还令史官为抚育自己的尼姑作传，对自己生活过的尼寺大加修缮。据载，仁寿元年，文帝令天下各州，凡吉利塔内均作神尼智仙像，就是因为他少时得智仙育养的缘故：隋文帝常对群臣感慨：我兴由佛法。

由于北周武帝的禁佛政策，隋朝初期佛教尤其是在中原，已经面临存亡问题。隋文帝对于佛教的恢复，以致佛教在中国的正式化，国家化，制度化出力不小。此外，隋文帝在五台山大建佛寺，使其成为了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著名的少林寺曾经一度毁于北周，经隋文帝重建，得以复兴。

三、武则天

如果说杨坚是尼庵里长大的皇帝，武则天则可以称佛门里走出来的女皇了。她出生官宦之家，14岁那年入宫，当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武则天走出唐宫，来到感业寺，削发为尼。这当中，究竟是什幺原因，众说纷纭。不久之后，爱慕已久的高宗就将其接回宫内为妃，后又册封为后，开始参与朝政，直到后来垂帘听政，以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帝，成为女主。

佛像雕塑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高峰，龙门石窟就是典型代表。甚至有人猜测，其中最有名的那座卢舍那佛像就是武则天本人。80卷《华严经》译本也是武则天亲自作序。武则天奉佛，更多的目的是为自己广积功德，她个人似乎更偏好道教，如其“玄元皇帝”的封号。

四、朱元璋：

朱元璋的贫苦身世和小行童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祖籍本在江苏沛县，祖父辈由于家贫，全家一再迁徒，最后定居壕州(今安微风阳)。因为出身穷苦，他幼年时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家人就叫他重八。至于元璋之名，那是后来起的。元顺帝至正四年，壕州一带百姓遭受了严重的灾难，旱灾、蝗灾、瘟疫纷纷而来，半年之间，朱的父母兄长相继死去，他穷得办不了丧事，靠邻居给了一块地才把亲人埋葬了。为求生计，进皇觉寺当了和尚。谁知做和尚才50天，“寺僧以岁饥罢僧饭食”，朱元璋只好出门化缘乞讨，尝尽人间疾苦。这段经历，后来朱元璋自己曾在《皇陵碑》碑文中有所描述。

第二年，回到皇觉寺仍当和尚的朱元璋，收到了小时的穷伙伴汤和捎来的信，称已投奔在郭子兴手下，希望朱元球“速从征，共成大业“。朱元璋犹豫不决。几天后，师兄告诉他，有人要告发他和红巾军勾通往来书信，让他逃走。恰在这时，元军把皇觉寺烧了个净光，朱元璋这才投奔义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和辉煌前途。

朱元璋本人虽当过和尚，但对佛法并不了解，却十分忌讳别人提起他早年当过和尚这事。甚至每当他看到“光”、“秃”、“僧”这些字眼，都觉得刺眼。有不少儒士文人因此而掉了脑袋。明初地方官过年过节以及皇家喜庆日子都照例上表笺庆贺，都是些歌功颂德的言辞，就是这也惹出了不少的麻烦。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说文中的“光”指光头，“生”是“僧”的谐音，徐是在借进呈表文骂他当过和尚。德安府训导吴宪的表文中有“望拜青门”之语，朱认为，“青门”是指和尚庙。这些犯了忌讳的，都被“诛其身而没其家”在朱元璋的淫威之下丧了命，实在冤枉。

五、顺治

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传说，说顺治帝因爱妃董氏的病逝而心灰意冷，认为“四大皆空”，无所依恋，便舍弃江山，跑到五台山上剃度修行。后来，顺治之子康熙皇帝多次奉国母皇太后巡幸五台山，即是希求夫妻、父子相见，但顺治一直隐而不见，终成正果。传说中的顺治似乎成了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多情皇帝。

顺治是否真正是出家为僧，乃是一个疑团。不过顺治好佛，沉迷佛教则是事实。史载顺治确实曾在宫中落发，意欲出家，后被劝阻。接着，又特命近侍太监吴良辅作为替身，替他出家，到悯忠寺为僧。学界一般看法是顺治乃死于天花。

正史未必确凿，野史未必讹传。无论出家案真伪，在人们心目中顺治都算得上是一个至性的佛门皇帝。如他的诗所言“吾本西方一衲子，无奈落入帝王家。”

注：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 有专门一章讲中国传统士大夫与禅，相当不错，有兴趣的可以一看，士大夫喜欢的是禅的生活与思考方式。

照片上的地方被僧众称为清凉地

 丛林制度

图中为我们所住的地方，能够住地寺里，不能不提到中国的丛林制度与其开创者百丈怀海师傅。
没想到我还能住上中间的这张kingszie的大床，好久没睡大床了，真舒服。

中国专业禅师的大规模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他们着手为自己建立稳定的生话基地，当始于道信，至弘忍而取得巨大的成功，势力布及全国，足以与所有国立寺院的诸大宗派相抗衡。他们聚居的人数，动辄成百上千，居处多为自造的茅茨岩穴，甚至见不到可以崇奉的诸佛偶像。文化素质很低，不读经典，不作功课，但以劳作为务，以疗治饥寒为教义。这种禅运动经过安史之乱，在南方得到特别迅速的发展，引起朝廷和地方官府的严重注目，终于形成了可以为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另一类寺院经济体制，即禅林经济或农禅经济。
　　8世纪中叶，马祖道一在湖南、江西一带提倡农禅结合，影响很大，他的门徒散居南方山林，竟建禅院，自谋生计。道一弟子百丈怀海制定“上下均力”的“普请”法，同时重整佛戒清规，成为其他禅寺争相效法的楷模。8世纪上半叶以后，佛教屡受打击，连阡带陌的大寺院及其寺院经济破坏几乎殆尽，而山林禅寺及其禅林经济相对完好。在诸帝恢复佛教的条件下，更逐步壮大。其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经营方法，也渗透到了其它寺院。9世纪中叶，江南禅林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性质也有重大变化，世俗地主庄园经营方式普遍出现。见于禅宗典籍的较早的禅林庄园是普愿的池州南泉庄。唐末著名的有义存在福州的雪峰庄，智孚在信州的鹅湖庄，道膺在洪州的麦庄等。他们有些把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直接收取地租，如庐山东林寺出租荆州田亩，“收其租入”；大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禅林经济完全世俗地主化了。
寺院也不是一片净土。
北齐智顗给晋王杨广书里说，“从前北齐某帝，见负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愿去。齐主叹曰，人皆有妻子之爱，谁肯孤房独宿，瞪视四壁，自弃在山林。”这是富贵人的说法，事实上贫贱人出家，仍受寺院上层僧徒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来自天竺奴隶制的，非常残酷。只要看普通僧徒生病，寺院不给予治疗，却给饮龙汤，促使速死，寺院的残酷可见一斑。
因此我很不理解怎么大家都很羡慕那些藏传佛教以及它所伴随的农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