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26日

    那些逝去的人与再也不见的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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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专业的专栏作者与一个媒体出身的专栏作者有什么不同?有人这样问我,我的体会就是做媒体出身的专栏作者会更加在意观众的感受,从直观上说就是特别关注受众的兴趣点,比如9月份的专栏讲中秋节,10月份的专栏讲重阳节。直到一位写专栏的前辈告诉我,写专栏,不是为了迎合读者,读者愿意读你的专栏,是因为你的个人经历,你的个人魅力。所以不要预测读者兴趣,要创造读者兴趣。

    所以在本期,我打算夹带一些私货,说说我自己的事。

    上一期专栏介绍了小时候吃的一种螃蟹和我的爷爷的故事。这一次打算说说我的外婆,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所以在老一辈的亲人中,和外婆最亲。我的外婆不是别人那种能做很多乡土菜式的慈祥的老人家。作为中国最早一代的大学生,她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家庭主妇,其实她做的那些吃的,客观地评价,就是“能吃”。

    但我的外婆做的两样东西我印象极其深刻。

    一是酱,这种东西只有冬天做,因为福州的天气能够露天存放长达一周的只有过年的那一个月。这种酱是将五花肉切丁煸熟,加入花生、豆腐干,再加入酱油、盐、糖与料酒,不停地熬制,到最后浓黑得各种原材料不分彼此的时候才算大功告成。为什么喜欢这样的吃食,后来我们分析,因为过年的时候,实在是大鱼大肉吃腻了,只有当稀饭配上外婆做的酱的时候,才觉得食物回归了他们最本原的面目——充饥与幸福感。

    另外一种食物则是蟹黄豆腐,这道菜的材料简单,只有两样,一极荦,一极素,但长久以来,我都对餐馆里的蟹黄豆腐这道菜极其不解,这么珍贵的原材料能这么方便地做出来价格还这么便宜吗?我外婆做这道菜,必定是全家出动,买的螃蟹足有四五斤,那时候的螃蟹尚算便宜,不像现在吃个五斤就把好几天的工资吃掉了,全家一起挑蟹肉。小时候,我看到螃蟹这东西,就想着如果不是人类吃它的话,它在自然界应该没有天敌,能够过得好好的吧。即使是人类想吃螃蟹,依然要展现人类是万物之灵与手的独特功用,即能够创造与使用工具。上海人以吃大闸蟹而闻名,也有一套专门吃蟹的工具,据说此中高手,可以吃完大闸蟹之后再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但那是吃蟹的工具,对于解蟹(即加工蟹)来说,并没有那么多合用的工具,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的庖丁估计解牛是个好手,但面对螃蟹这个横行霸道的家伙一样没有办法。大块的蟹肉还好弄,但那些大钳子里面,小脚里面的肉也不能浪费,一点一点挑出来,后来我们发明了一个如果微型擀面杖一样的棍子,一推一拉,就把小脚里的蟹肉一股脑儿剔了出来。得有足足半天,才把蟹肉剔出来,一边一大篮子是蟹壳,而那一小份的则是蟹肉。当知吃这道菜的不易,而蟹黄则更是一只螃蟹中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但吃到蟹黄豆腐的时候,蟹的香味扑鼻而来,软、嫩的豆腐加上极鲜的蟹黄,会让你觉得半天的劳动都是值得的。

    但对于外婆和吃,最深的回忆还是她带我去吃的老店。

    老店卖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回忆与历史。每当父辈们谈到当年小时候经常去哪家店,吃什么或打包什么的时候脸上洋溢着那种幸福的微笑是遮挡也遮挡不住的。而当自己忆起儿时的那些零食也不胜感慨,我们吃的老店更多的是吃自己的童年。
    每家老店都有自己的历史,有的历史如细水长流般平淡,有的如同干柴烈火般轰轰烈烈,前一段热播的《大宅门》便是以“同仁堂”这家百年老店作为原型的。
    今天要讲的这个有故事的卤店在福州南后街路口,名曰“老卤酱鸭店”,顾名思义,是以卤货而闻名,而在卤货之中又是酱鸭做得最好。
    从味道上来说,酱鸭可以入味至味又可以做到肉不酥散,当然一是制作人的火候与经验,二则是要独家秘方的卤料,这种卤料相当于每一家老店的核心机密,概不外传。酱鸭是精选一斤半的鸭子,太小的鸭子骨头太多,太大的鸭子不容易入味,能够立住几十年上半年的老店都注重产品质量,特别在原材料的采购上讲究很多,除了新鲜之外,还关注原产地等因素。
    有一年春节之后,我临走的那一天早上,外婆拉着我去了她喜欢的一家捞化店,我说到昨天晚上去看花灯了,还买了老卤酱鸭,外婆就说起来,其实这老卤酱鸭背后也有个故事。那一年,外婆也是本命年,高寿84岁,虽然我们家与饮食行业没什么关系,但我们家是教育世家,在教育界的人脉和典故,那是数一数二的明白。现任老板的父亲原来是福州二中的语文老师,书教得非常得好,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讲究“出身论”的年代,业务再强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奶奶也没有听过他上过的课,但据当时的教育厅厅长说当他走过二中的教室的时候听到这位老师在讲解白乐天的《琵琶行》,不由得听得入神了。——我想放在今天纵不是易中天也是纪连海吧。知识分子太脆弱、太好面子 ,能像钱钟书夫妇一般在批斗中还将其当作游戏,保持一种游戏的乐观心态的人太少了。于是这位老师无奈之下自尽了,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后来落实政策,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也有机会进城了,当然原则是缺一进一,即你家要找到有人退休空出来的位置,你才能从乡下进城,实现户口的农转非,我的舅舅和父亲都是那时候进城的,而我的外婆与我的爷爷也因此提前退休了。老卤酱鸭的老板在这时候替补其父亲进入二中教书,但他有许多弟弟、妹妹,因为收入菲薄,于是在八十年代初还没多少人敢下海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理由很简单“我养活不了我一家老小”——多有责任感的男人。这也是福州第一个个体卤货店。当老师们听说故人的孩子开了这家店之后,就时常过来帮衬,买的人多了,在教育界也小有名气了,后来才带动了大众购买。一直到现在我父亲去教育厅开会完还会习惯性地从这里买些外卖带回家。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老板把自己的弟弟妹妹分别送上了大学,抚养成人,如今已经把店传给下一代传人,而自己则十分潇洒地改行做起了算命。听到外婆说到这个故事的结尾,我的脑海里总会出现在哈瓦那的广场上遇到的那个已经丧夫的算命老太太。当老板把一只只酱鸭吊在挂架上是否曾经为自己的父亲算过命,是否曾经为自己和这家店算过命,想得更多一些,是否为这一只只酱鸭的六道轮回算过命。
    以后再吃这家店的食品,吃的不是味道,而是回味那故事。

    我的外婆也离开我整整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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